讣 告
中国党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乐黛云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27日3时4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乐黛云先生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贵阳。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7月加入中国。1952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她投身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建和人才培养。1986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离休。
乐黛云先生是新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建设者、学术领导者，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在比较诗学、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著。1981年她主持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1985年主持创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还先后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杂志中方主编等学术职务。乐先生的学术著作以及编著、主编的丛书、教材如《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世界诗学大词典》《比较文学原理》等，嘉惠学林，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乐黛云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师者和卓越的教育家，她先后主持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开设“比较文学概论”“比较诗学”等课程，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国际汉学研究领域培养了一批出色人才，深受海内外同行和学生们的尊敬爱戴。她先后荣获全国高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首届“法兰西学院汪德迈中国学奖”等国内外奖项，还获授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大大推动了中外学术文化交流。
乐黛云先生是大时代的女儿。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变革中，她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者和自觉继承者，也是五四精神的捍卫者和践行者。她一生品行高洁，以真诚自信、宽广无私的胸怀与眼光，以及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感召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她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堪为北京大学立德树人的一面旗帜。乐黛云先生的逝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乐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学术贡献与人格魅力将永存，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学奋然前行。
沉痛悼念乐黛云先生！
乐黛云先生千古！
为沉痛悼念乐黛云先生，兹决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108室设立灵堂，2024年7月29日至30日9:00-17:00接受吊唁。
乐黛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4年7月31日（周三）上午10:30，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校内外各界欲致唁电、悼文，或送挽联、花圈，敬请通过电邮致信：zhongwenxi@pku.edu.cn。联系电话：010-62751601，时间：9:00-17:00。
北京大学中文系乐黛云先生治丧办公室
2024年7月27日
悼念 I 中国比较文学泰斗、北大中文系教授、
贵州乡友乐黛云先生逝世，享年 93岁！
7月27日晨，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乐黛云教授在京逝世，享年93岁。
乐黛云教授，1931年出生，1948年进入北大，1952年留校任教，系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教授，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会长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副主席。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 — 乐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等。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乐黛云的人生充满了坎坷曲折。中年之后，她重新焕发学术活力，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乐黛云不仅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培养出了一批目前活跃在国内外学术界的知名学者专家。
2021年，乐黛云教授带来的作品《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以回忆散文的方式，先生将自己一生的真实经历、真情实感、真切体察用隽永的文字娓娓道来——九十年历经沧桑，却始终坚韧如初。她在书中写道：“生活的道路有千万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是选择。”
今天再次为大家带来书中的篇章，以作纪念。
《九十年沧桑》新书发布会上的乐黛云教授
闲顿与转机
我们一家凄凄惶惶地回到了贵阳。原来的房子已租给别人，我们无处可去，只好挤进“老公馆”。所谓“老公馆”，就是祖父去世前与他的五房儿子共居的处所。老屋很大，共有六进，从一条街进去，打从另一条街出来。
当年祖父去世，五兄弟分家，有的分了田产，有的分了商号，父亲放弃了其他一切，只要了祖父晚年刻意经营的小小的后花园。
8岁的乐黛云
父亲与乐黛云
我记得当时的“乐家大院”是一座很长的大建筑，横穿两条街：大门开在普定街，后花园出口是毓秀里。房屋有五进：第一进是办公待客的地方；第二进是祖父的书房，这两处后来改建为伯父临街的诊所；第三进是祖父原来的起居室，祖父去世后，设有乐氏族宗的牌位，由祖父的姨太太掌管，每天按时进香、敲磬、祭祀；第五进是一些无人居住的旧房。穿过这些荒凉地带就是后花园。
花园里原有一座带飞檐的旧楼，挂着“湘雪堂”的牌匾，有许多玉兰花、紫荆花和古老的银杏树，还有一口养金鱼的大石缸。父亲对这个花园进行了彻底改造，他买来许多外国建筑和室内装饰杂志，自己设计了一幢美丽的小洋楼。那还是1930年代初期，在贵阳确是绝无仅有。父亲对自己的杰作满意极了！他常常举行周末家庭舞会，宾客云集，华尔兹、狐步舞、探戈都从这里传播开去。他们在里屋舞兴正酣，我们几个小孩则在外屋把准备好的糖果点心吃个够！
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可惜好景不长，政府决定要新修一条马路，通过毓秀里，直达体育场。后来父亲告诉我，曾有人来联系，说是只要自愿出一点“捐赠”，马路就可以绕开一些，不一定从父亲的花园穿过。父亲认为如此公然让他行贿，简直是奇耻大辱，不仅拒绝，还把来人大骂了一顿。据说原来计划修的马路并非像后来那样，就是因为父亲坚决拒绝行贿，惹恼了父母官，一条大路硬是从我们的花园中央蛮横地穿了过去。花园中的这个厅，那个楼，当然全都被拆得七零八落，林木花草更是一片凋零。父亲已不再有钱修复破败的花园，只好将房子和地皮都交给当时正在发展的“信谊药房”经营。相约八年内由他们使用，八年后他们占一半，交还父亲一半。
“老公馆”堂屋旁边还有间空屋，我们一家四口就搬了进去。和原来的大花园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
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购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记得有一次，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片洗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旧货市场去卖，但人家不愿买，说了很多好话才卖了五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更难堪的是，当时已是贵阳名医的伯父，事业非常发达。他的私人医院占据了大部分老宅，而且修缮一新。许多权贵都来和他结交。就在同一院内，他们家天天灯火辉煌宾客盈门。我的六个堂兄弟都穿着时髦，请有家庭教师每天补习功课。我和他们常一起在院子里玩，每到下午三点，就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外发糖果点心的时候。这时，母亲总是紧关房门，把我和弟弟死死地关在屋里。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我却更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出人头地的决心。
生活的转机有时真是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一谈之下，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说起花溪，也真是有缘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一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四周青山环绕，处处绿树丛生，离贵阳市中心四十多里地，但多少年来，这块宝地却不为人知。
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三四年，喜爱爬山越野的父亲就发现了这一片世外桃源。那时这里还是一片不为人知，只是仲家族聚居的荒山僻野。如果你不能步行四十里，就绝无可能亲自领略这一派人间仙境。父亲一心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想在城外拥有一间幽静的别墅。他花了很少一点钱在花溪（当时的名称是“花格佬”）买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有三个房间长的房子，前面有宽宽的阳台，两边有小小的耳房，走下七层台阶，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周围镶着石板小路，路和草地之间，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跨过草地，是一道矮矮的石墙，墙外是一片菜地，然后是篱笆。篱笆外便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它是大花溪河的一道小小的支流，把大河里的水引向脚下一大片良田。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有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后来，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用上厕所作掩护，读父母不愿意我读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草地的右侧则是一间厨房和一间储藏室，父亲雇来看房子和种花草的一个孤单老人就住在这里。
这次重返花溪的机缘简直使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他的别墅离贵州大学足有十里之遥，他也宁可每天步行上课，而不愿住进大学的教师宿舍。后来他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和母亲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我们兄弟姊妹都在北京念书或工作时，他忽然得了脑血栓，人事不知，昏迷不醒。那幢别墅修建在土家族聚居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离镇上的小医院还有十多里路，既没有车也没有电话，一时间更叫不来帮手。母亲怎么把父亲弄到医院，父亲又怎么能全无后遗症地恢复了健康，对我们来说，始终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母亲因为在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她担任的课程是美术和劳作。她教我们用白黏土做小器皿，并用铜板磨上淡淡的绿色。我知道这是为了纪念那位被枪杀的年轻美术教师吴夔。母亲还教我们用粗毛线在麻布上绣十字花，她也教我们铅笔画、水彩画、写生和素描。总之，她的教法是相当新潮的。她非常爱艺术，也爱她的学生。据说她和父亲结婚的条件就是婚后送她到上海读书学画，但是由于过早地怀上了我，一切计划都不得不付诸东流！后来母亲和父亲吵架时，总是恨恨地骂他毁了她的一生。其实父亲也并非不感到内疚，在我两三岁时，父亲曾带着我和母亲到杭州，让母亲在那里上了著名的杭州艺专。但是不到半年，由于我不知道的什么原因，我们一家又回到了贵阳。
总之，我们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只是这里的集市要比乌当大得多了，父亲又开始快乐地唱起他那些永远唱不完的老歌。
山城中学生活一瞥
抗战初期，我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这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老师。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一位“下江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名字叫朱桐仙。她也不愿住在学校附近，就在我们家那座小山上，比我们家更高一些的地方，租了两间农民的房子。她单身一人，家中却很热闹，常有许多年轻的来访者。母亲不大喜欢她，常在背后指责她走起路来扭得太厉害，有故意卖弄风情之嫌。
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造句和课文之后，就给我们讲小说。一本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那时我们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当时还在上海，《德伯家的苔丝》正是他的最新译作。朱老师讲故事时，每次都要强调这部新译比旧译的《巅丝姑娘》好得太多，虽然她明知我们根本听不懂翻译好在哪里。在三年国文课上，我们还听了《微贱的表德》《还乡》《三剑客》《简爱》等。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几乎每天都渴望着上国文课。
初中三年，我们每学期都有国文比赛，每次我都是尽心竭力，往往几夜睡不好觉，总想得到老师的青睐，然而，不管我怎样奋斗，我从来就只是第二三名，第一名永远属于老师的宠儿“下江人”葛美。她穿着入时，皮肤白皙，两只大眼睛清澈明亮。我对她只觉高不可攀，似乎连嫉妒都不配。她也一向只和“下江人”说话，从来不理我们这些乡巴佬。
我们的国文课越上越红火了。大约在二年级时，朱老师在我们班组织了一个学生剧团，第一次上演的节目就是大型话剧《雷雨》。
我连做梦都想扮演四凤或繁漪，然而老师却派定我去演鲁大海。我觉得鲁大海乏味极了，心里老在想着繁漪和大少爷闹鬼，以及二少爷对四凤讲的那些美丽的台词。由于演出相当成功，朱老师甚至决定自己来创作一出歌剧。她在课堂上大讲中国京剧怎样落后，意大利歌剧怎样高超。她终于和一位姓李的贵州农学院的讲师合作，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可以称为歌剧的歌剧”。在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李先生几乎每天都来朱老师家，他俩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李先生会拉手风琴、会弹钢琴，朱老师构思情节并写歌词。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于是，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每逢李老师过我家门口，母亲总是对父亲悄然一笑。有一次母亲还一直熬到深夜，就为看看李先生究竟回家没有，我也使劲撑着眼皮，但很快就睡着了，到底不知结果怎样。
不管怎么，歌剧终于完成，并开始大张旗鼓地排练。朱老师要求全班都学会唱歌剧中所有的歌，我们大家每天都得练到天黑才回家，这些歌也都深深刻进了我们年少的记忆。记得演出时，帷幕拉开，就是伯爵登场，他轻快地唱道：“时近黄昏，晚风阵阵，百鸟快归林。荷枪实弹，悄悄静静，沿着山径慢慢行……”他随即开枪，向飞鸟射击。一只被击中的小鸟恰好落在树林深处伯爵夫人的怀里，她于是唱起了凄凉的挽歌：“鸽子呀，你栖息在幽静的山林，你整天在天空飞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一些儿阻挡；鸽子呀，你哪知凭空遭祸殃，可怜你竟和我一样，全身战栗，遍体鳞伤，失去自由无力反抗。”正在此时，一位流浪诗人恰好走来，他唱着：“异国里飘零，流亡线上辛酸，这生活的滋味像烙印般刻在我心上。每日里，痛苦鞭打着我，我饱受人间的冷眼讽言。我只能忍气吞声，我只能到处飘零。如今，我不知向何处寻求寄托，何处飘零？！”当然，两个不幸的人立刻同病相怜，随即坠入情网。
后来，当然是伯爵一枪将诗人打死，伯爵夫人也就自杀身亡。
当时，这出“千古悲剧”真使我们心醉神迷！虽然所有角色照例都属于漂亮入时的“下江人”，但我们对于分配给我们的任务却是十分尽职尽责。记得我当时负责管道具，为了打扮那位伯爵夫人，我把母亲结婚时用的银色高跟鞋和胸罩（当时一般女人不用胸罩）都背着母亲翻了出来。演出当然又是非常成功。露天舞台设在高高的土台上，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松林，当年轻美丽的伯爵夫人穿着一身白纱裙（蚊帐缝的），头上戴着花冠从松林深处幽幽地走向前台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我就是这样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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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中文系、天下贵州人
统筹：张烈烈
编审：代芹涟
微编：张 会
“贵州改革”微信2024年第2194期（总第7234期）
▌2024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