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是“伪金交所”？》一文中，我们提到过：按照管辖关系划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都属于中央管辖。但这两个交易所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创时，管辖权的安排最早是归于地方的。正是“深圳8?10事件”的爆发，直接促使证监会成立，间接促使中央上收了交易所的管辖权。
2021年春节前夕，贵州茅台股价一度突破2600元大关，这个A股“股王”被股民网友戏称为“永远的神”。殊不知，30年前我们的A股就曾创造过股价超万元的“股王”。
1992年的股市热潮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开市。1991年7月，在经历“试开市”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开业。1992年春天，邓公在南方视察期间，专门就证券业说过一段话，认为证券和股市要坚决放开试，错了可以纠正。
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刺激，这一年的股市从春天就开始呈现亢奋的态势。5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放开股价，15只上市股票的交易价格限制被打破（此前一直执行涨跌停板制度），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连日上窜，到25日已高达1420点，豫园商城的股价升到10009元，空前绝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股票，能令人一夜暴富。
当时，全上海只有证交所这么一个交易点，股民每天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上交所总经理的尉文渊突发奇想，包下上海一家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文化广场，作为临时交易场所。媒体记载：文化广场是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广场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置。这个交易大棚风雨无阻，一直开了一年半才关闭。
后来，尉文渊又发明了“大户室”制度——那些有钱的人可以交一笔钱进入一些封闭的、有专线电话、能坐能睡能喝茶的“大户室”，这里的股票行情是即时通报的，买卖更是有优先权，比文化广场几分钟才报一次行情当然要优越得多。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户和大户，后来又有了“庄家”，成为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游戏场。
中国股市第一个自杀者是上海市民康某某。1992年4月，康以每股293.35元吃进107股延中股票，其后股价数度反复，他赔了6500元。5月12日，康悬梁自尽。5月25日，股市大涨，延中股票一度逼近1000元。
吴敬琏后来批评道，“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而且很不规范。...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
8?10事件始末
在深圳，股市之热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几年无人问津的股票现在已成了万人争抢的宝贝，发行新股只好实行抽签的办法。8月7日，深交所发布1992年度《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 000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办理有关事宜，一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每个认购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抽签表。发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
公告一出，深圳邮局当即被雪片般飞来的身份证淹没，其中最大的一个特快专递包裹有17.5公斤，里面是2500张身份证。当时深圳有60万常住人口，两日内一下子涌进150万人。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从7日下午开始，全市300个发售点就排成了长龙，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敢松手，深圳市内到处弥漫着难以分辨的恶臭味。
8月9日，深圳申购股票认购表的队伍排成长龙。第二天早晨，号称将公开发放的500万张抽签表，真正发出的只占极少一部分。有消息说，大部分认购表被各部门内部层层截留。当晚，数千愤怒的群众涌上街头，拉出横幅，要求惩治腐败和不公。人群从各处向深圳市政府和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聚集，事态迅速升级。中国股市上的第一起恶性事件——深圳8?10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发。
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增发5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事态才渐渐平息下去。事后的调查表明，抽签表的发售工作出现了集体舞弊的事件，涉及金融系统4180人，各发售点平均私分私购达44.6%——很多知情者认为，事实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比例。
8?10事件的后续影响
深圳8?10事件，也被称为“92认购证事件”。这起舞弊事件对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在之后的4天内，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更高达45%，几乎跌去一半。深圳8?10事件生动地展现出中国早期股市灰色、暧昧和野蛮的一面，它也直接促成了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它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当局。
“插句题外话，我其实之前一直困惑：1992年证监会就成立了，1998年保监会也成立了，为什么银监会要拖到2003年才从央行系统分离？从了解这段历史似乎可以窥探个中的原因。"
百万股民的空前热情、股市的暴涨狂跌，也让决策层以最直观的方式看到股票市场这个金融工具的可利用性。决策者们突然发现，两大股市可以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资本市场可能是拯救当时已经政府无计可施、无血可输的国有企业的最佳手段。
证监会成立后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把两市（上交所、深交所）的上市指标权“上缴”中央，证交所再无决定权。我们在《》一文中提到过，1993年4月，国务院发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建立了全国统一管理的股票发行审核机制，审批制下的“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先后登台。而“上市指标”最终也确实成为政府救活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把米”。在上市过程中，国家财政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票发行的方式卖给了股民。
参考资料：
1.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M].中信出版集团.2017；
2.吴晓求等.中国资本市场：第三种模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3.王连洲,王斌.资本往事：1978-2020[M].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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